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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思考

作者:榆阳区人民法院 蔡伦  发布时间:2012-06-20 09:18:37


案情回放: 2009年8月21日,孕妇梁某在某医院分娩时,因胎儿巨大,造成产程出现肩难产,后胎儿虽顺利产下,但因此造成胎儿吸入性肺炎、缺氧缺血性脑病、蛛网膜下腔出血、头颅血肿、右锁骨骨折。孕妇梁某认为医院产前错误估计了胎儿体重,是造成胎儿受伤的根本原因。故梁某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1、判令该医院承担因医疗侵权造成其孩子各项损失489883.93元;2、判令医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解决争议的事实、理由及适用的法律: 法院立案后查明:双方主要争议的焦点在于:1、医院在这次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胎儿身体所受损害与医院的诊疗行为有无因果关系;2、胎儿的损害医院应如何赔偿。对此,梁某向法院提交了其在诉前曾委托陕西中金司法鉴定中心对胎儿损伤进行医疗司法鉴定,该鉴定机构认定:医院对产妇是否有手术指引未引起高度重视,导致产程延长,引起胎儿宫内窘迫及新生儿窒息。是引起胎儿缺氧缺血性脑病的主要原因。由于助产过程中操作不当造成胎儿右锁骨骨折,右臂丛神经损伤;胎儿所受损伤与被告医院诊疗行为有因果关系。对该鉴定结论,医院方称其不能接受,认为在事发后,医院方已和梁某及其丈夫就该事件达成了调解协议,并支付了两万元作为孩子继续治疗的费用,同时双方约定就该事件应委托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如果构成医疗事故,那医院愿意承担应付的责任。现梁某擅自所作的医疗司法鉴定,医院不予认可。诉讼中,医院方向本院申请医疗事故鉴定,后经法院委托市医学会进行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市医学会作出鉴定结论为:本病例属于四级医疗事故,医方负次要责任。梁某以该鉴定结论确定的事故等级过低为由,向本院申请重新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法院依法委托省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省医学会作出分析意见:1、孕妇入院后未进行详细的检查,致对胎儿体重估计不足、分娩方式选择不恰当。2、阴道分娩及胎吸助产致新生儿产伤(臂丛神经损伤)。3、患儿目前经过上海医院两次手术,经专家现场查体,患儿右臂关节外展功能轻度受限,但患儿患肢功能恢复良好。故患儿所受损伤与医院分娩方式选择不当间存在因果关系,本医疗事件构成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医方负主要责任。 庭审时梁某诉称: 被告医院产前未进行全面检查,导致其分娩过程出现了难产情况,被告医院未果断采取手术解决或者其他应急措施,也未与其家属进行积极沟通。在形成巨大儿情况下仍然选择自产是导致此次胎儿损伤和疾病的根源。被告医院医生严重不负责任,在整个分娩过程中没有告知家属难产过程中采用什么方式及会造成的危险。孩子出生时患有右锁骨骨折、右臂丛神经损伤、缺氧缺血性脑病,被告医院却漏诊,致使其孩子延误最佳治疗恢复时期。作为家属为了给孩子检查治疗先后在西安治疗五次,上海治疗五次,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其作为孩子的家属就此事多次与被告医院协商,但医院却一再推脱责任。 庭审时医院辩称: 产妇梁某入院时由值班医生接诊,进行产科入院常规处理并完善产科入院相关检查,分娩方式沟通选择,告知分娩风险并签字。医生查房时梁某出现腹痛不规律,并要求给其进行催产素引产终止妊娠,医生告知引产风险并签过引产同意书,产程进展顺利。整个过程都征得了患者同意。梁某曾于临产12天前在本院门诊进行产前B超检查,入院后胎儿监护正常,无头盆不称,妊娠没有过期,故没有再次行B超检查的必要。况且B超并非产前必经程序,只是作为参考;胎儿体重的估计误差与孕妇腹壁、子宫厚度、身高、羊水、骨盆及胎儿是否入盆等多种因素有关,医院严格按标准计算胎儿体重,误差属合理范围。况且目前国内外尚没有准确估计胎儿体重及预防难产发生的方法,这也是困扰产科大夫的一大难题。同时提出即使院方负有该事故主要责任,也只应赔偿合理花费的60%-90%,并非赔偿全部损失。 法院认为: 关于焦点一: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法律保护,作为对人的生命健康进行救治的医务人员在对患者诊疗时应尽到善良、谨慎的注意义务。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在医疗服务过程中因过失致患者人身损害的,应承担民事侵权的损害赔偿责任。被告医院在孕妇入院后未进行详细的检查,致对胎儿体重估计不足及分娩方式选择不恰当致使新生儿产伤(臂丛神经损伤)。故被告医院的医疗行为存在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患儿的损伤存在因果关系。 关于焦点二:被告医院应对患儿的损害后果承担全部的民事赔偿责任。 本案中,原告作为患者一方并没有过错,被告医院认为原告应自负次要责任,其辩解理由缺乏事实依据,不予采纳。故应依法认定被告医院承担患儿因医疗事故造成损失的全部赔偿责任。 审理中,法院考虑到虽然本案事实清楚,依法判决结案并不复杂。但如果轻易下判,必有一方会上诉,使此事件久久不能解决,双方势必会长期陷入诉讼的泥潭中。患者一方已为此医疗事故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医院方也因该医疗事故受到了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且该案经几次鉴定程序使案件的审限几度被中止,双方均希望能尽快了结此事。因此法院组织双方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因为赔偿标准以及对日后治疗费的估算双方差距很大使案件的调解工作陷入僵局,为了让双方有一个满意的结果,法院没有放弃调解的可能,通过“面对面”、“背对背”等调解方式,站在梁某的立场分析:本案如果判决后,他们是得到了现有损失相应的赔偿,但日后治疗费这部分却要等到实际产生后另案起诉,这对想尽快从诉讼中解脱出来的他们无疑是不可能的,这样对他们正常生活也会产生很大引响。站在被告医院的立场:通过与医院的主要负责人坐谈,给他们讲这次医疗事故给年幼的患儿以后的生活将产生不可预估的影响,希望医院能积极承担起应负的责任,同时分析一次性协商处理这次医疗纠纷的好处就是不必再担心患儿因为日后治疗费的问题而产生新的诉讼。通过法院办案法官的努力,双方最终都各让了一步,达成了一致的赔偿协议。 结束语:本案最终虽调解结案,但反映的医患纠纷矛盾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受医疗发展水平的局限,任何医疗行为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此要完全杜绝医疗纠纷的发生是不现实的,应当进一步完善医疗管理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患纠纷。在医患关系中,患者由于医学知识的缺乏而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因此要建立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医患关系,还需要医务人员在诊治过程中做到问诊仔细、告知详细、治疗谨慎、服务周到。实践中,一些患者家属未能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与医院的纠纷,而是通过堵门、静坐、闹事解决纠纷,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专业“医闹”。而随之也出现了医院组织医生集体在上班期间头戴头盔,手握器械的报道。这一及其不正常的医患关系正成为困扰我国医疗事业发展的毒瘤。实践中,一些医院因医疗事故在向患者支付赔偿款后,转而向主治医生及其所在科室追索该笔赔偿款。对此现象,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仅影响医生的基本经济利益,更可能导致医生在执业过程中变的小心谨慎,以致于一些患者失去最佳的救治方案和机会。这种现象如果持续下去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对我国医疗技术发展会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对此,笔者建议建立医疗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该保险可实行限额赔偿,但限额应以基本上能填补多数医疗事故的损害为限。而对于因医方的重大过失或故意造成的损害,则在限额赔偿之外可要求完全赔偿。通过建立医疗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使保险公司转移了医疗机构的部分赔偿责任,此举一方面可免除医生执业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缓解医患关系,从而使我国医疗事业得以健康发展。 第1页  共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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