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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法律解释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评析最高法(2012)民提字第156号判决

作者:榆阳区人民法院 施政  发布时间:2015-07-22 09:10:25


一、案例

案例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东港支行与大连振邦氟涂料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振邦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诉振邦股份公司、振邦集团公司)

案例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裁判文书选登”;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56号民事判决书。

(一)基本案情

2006年4月30日,招商银行与振邦集团公司签订了金额为1496.5万元的借款合同,同年4月30日,振邦股份公司与招商银行签订了两份抵押合同,以该公司的一土地使用权和一房产担保上述贷款,并完成了抵押登记;同年6月8日,振邦股份公司又以《不可撤销担保书》对上述贷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贷款到期后,振邦集团未能偿还本息,振邦股份公司以其担保行为未经股定大会同意为由拒绝承担保证责任。

招商银行起诉二被告,要求振邦集团还款1496.5万元及利息,振邦股份公司对该债务承担保证责任。

(二)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首先根据招商银行向法庭提交的振邦股份公司《股东会担保决议》未经股东会同意而认定其无效,并由此依据振邦公司章程及股东会授权情况,认定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订立的系争抵押合同及保证合同属于越权代表行为;再以双方订立合同过程中存在被担保股东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参加担保事项表决,《股东会担保决议》中个别股东名称明显违法、个别股东使用作废印章三项瑕疵推定招商银行对越权代表一事知情,进而根据《担保法解释》第十一条关于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法定代表人越权订立保证合同的,合同无效的规定,判定抵押合同及担保合同无效。振邦股份公司根据其过错程度对振邦集团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招商银行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股东会担保决议》上的五枚印章中,除振邦集团公司外,其余有四枚均不真实,且容易发觉;而振邦集团公司身为被担保股东,无权参加担保事项表决,据此认定《股东会担保决议》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三款,缺乏真实性,进而导致担保合同无效。故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招商银行不服,提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法)再审主要意见:

依据《公司法》第一条规定的公司法立法目的以及第十六条第二款的内容,解读出后者的立法本意在于:“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故其实质是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故此,上述规定宜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范。对违反该规范的,原则上不宜认定合同无效。”反面论证,假如将该规定认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则会降低交易效率、损害交易安全、有违公平正义。因为公司股东会具体运作情况已经超出相对人判断和控制能力范围,仅凭违反股东会决议程序就判定合同无效,会增加交易成本和风险,也会给公司违背诚信,动辄以违背股东会决议程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留下漏洞。故二审法院以《股东会担保决议》未经振邦公司股东会同意、该公司也未就此时召开股东会,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为由做出抵押合同无效的判断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第一、振邦公司提供给招商银行的股东会决议上的签字及印章与其为担保行为预留的签字和印章一致,且签字和印章皆属真实,第二、抵押担保已在行政机关审查后办妥登记两个事实因素,招商银行已经完成审查义务,属于无权代表行为的善意且无过失的相对人,故该无权代表行为构成表见代表,担保合同有效。

最终,最高人民法院判令振邦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本案的数个争议焦点中,首当其冲的是《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一问题的判断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区分问题在个案中的具体体现。而这两种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思路、标准、方法历来是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最高法在本案中以法律解释途径破解这一难题的思路和技术为我们提供了深值借鉴的范例。

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定思路

(一)法律解释

某个法律规范是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法律适用中的判断问题,而法律适用的核心部分就是法律解释,所以借助法律解释完成效力性强制性属性的判断是顺理成章之事。同时,由于法律没有直接规定某一规范是不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所以效力性强制性属性的判断只能借助司法者在个案中的理性思辨和推导确定,而法律解释能够为这种思辨和论证提供成熟的理论、稳定的框架、完善的体系和丰富的技术手段,从而保障结论的妥当,所以法律解释途径是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明智选择。

本案中,最高法向我们充分展示了通过法律解释途径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思路。审判者没有把这项判定工作简单的局限于对既往判决的生硬套用、对学术观点的盲目追随、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的妄加揣测或是对司法实践中以往做法不假思索的照搬,而是以公平正义为法律解释的根本准则,以民商事法律基本原则为法律解释的基本框架,以多种法律解释技术为支撑,以既往判决、学术观点、司法实践为法律解释的辅助工具和资源,对法律的效力性强行性属性展开理性和独立地思考,并以规范的论证过程予以展现,以司法者的良知和内心确信予以坚守,达到判定结论在合法性和连贯性上的统一。

(二)综合解释

最高法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定思路上展示的另一值得称道的做法是多种解释理由的综合应用,其解释理由中包含了文理解释、规范目的解释、价值目的解释三种类型,论证方法综合了常规论证和反面论证,使论证过程严谨充分,结论扎实可靠。诚如萨维尼所言,文义、逻辑、历史、体系诸因素,不是四种解释,可凭已好任意选择;而是不同的(思维)活动,必须加以结合,使解释臻于完善。因为各种解释理由具有协力关系,是相互支持、补充、彼此质疑、阐明的论辩过程。即使多种解释方法不必然保证结论的正确,但确可减少个人判断的主观性。最高法在效力性强制性属性的判定上充分体现了多种理由综合应用的解释思路。

三、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理由

(一)文理解释

作为解释理由的文理解释,是指法律规范的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在成文法时代,法律条文的用语是社会大众面对和理解法律最重要的途径和载体,解释结论能够被法律条文的用语涵摄是解释结论具有妥当性的基本要求,公民自由这一宪法基本权利为这项要求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最高法遵循文理解释的要求,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条文用语:“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并结合公司法立法宗旨,得出该规定属于公司“内部控制程序,不能以此约束交易相对人”的解释结论。

另外,根据法律条文指称的主体显示的调整对象也能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定提供线索——如果一个法律规范的调整主体与合同各方主体不重合,则该规范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因为效力性强制性规范是对合同双方法律关系进行调整的法律规范。《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调整的是公司与其股东、股东会(股东大会)之间的内部关系,而本案合同主体系公司与其保证债权人之间的外部关系,故以该法律规范作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在大、小前提的主体的对应性上就存在不当。

由于用语具有模糊性、多义性等特点,将文理解释作为解释理由,其说服力总是有限的,因此最高法紧随文理解释之后又展开了目的解释。

(二)目的解释——以规范目的为准则

目的解释,是指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阐明法律条文的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本判决进行的目的解释的特色在于兼顾了整体目的和具体目的,从公司法的立法目的:“为了规范公司的组织和行为,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的文义,推导出该条文的立法本意:“限制公司主体行为,防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小股东或者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再进一步根据该规定的功能属于“内部控制程序”推导出该条文“应理解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解释结论。这里的目的解释既考虑了公司法的整体目的,也考虑了待解释条文的具体目的,并且将具体目的统摄于整体目的之下,保证了法律解释的统一性和严谨性。这种整体与具体相结合的解释方法是目的解释结论妥当性的重要保障——失去具体条文目的的限制,整体目的可能过于抽象和笼统从而丧失引导、支持解释结论的作用;失去整体目的的指引,对具体条文的目的解读可能违背部门法甚至法体系的基本原则,违背部门法的基本宗旨并可能损害法秩序的统一性。

(三)目的解释——以价值目标为准则

价值目标的评判是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进行法律解释的重要特色,也是本判决的精华部分,其作用不仅仅是对解释结论的支撑和论证,更在于将法学理论中的价值评价方法引入司法判决,并因其所处的最高审级而能对全国其他各级法院产生正面积极的指引作用,从而为逐渐扭转我国司法判决“不敢说理、不会说理”的落后境况发挥积极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种法理学层面上的价值评价思路和技术在判决书中的引入,意义远超出对该判决结论的支撑。

隐含在公司法第十六条究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还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争议下的是公司和相对人之间在特定法律背景下的利益冲突,最高法将这一冲突置于民商法一般原则的视野下展开评判,在客观评估了交易相对人掌握公司内部股东会运作情况的现实可操作性和实际难度——“均超出交易相对人的判断和控制能力”,推导出允许公司以股东会决议程序瑕疵对抗交易相对人将引致的后果——“损害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效率”、“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原则”,之后从价值层面出发,得出了公司法第十六条系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否定性结论。这种上升到秩序、效率、公平等法律基本价值目标层面上的论证和考量能够强有力的支持解释结论的说服力,在文理解释和规范目的解释等紧密依托法律条文的解释理由的配合下,效果尤其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将这一部分的解释理由以反面论证的方式呈现,为这种审判人员在头脑中经常应用,但却鲜见于判词的论证方法以规范方式进入判决书提供了范例。最高法先假定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进而推演了这种效力属性调整后的社会关系状态:“损害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效率”、“有违商事行为的诚信原则”,由此得出假定不具有可接受性,第十六条第二款系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之否定结论,最终以假定的证伪结论支持了相反结论——公司法第十六条第二款系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成立。这种反面论证丰富了论证方式、增加了判决的说理性、强化了推理的严谨性、提高了结论的可靠性,值得推广和进一步发展。

四、总结

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判断问题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结论,有的只是不断深入的理性论辨和价值考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没有规律可循。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判定思路上,应以公平正义终极目标,为诚实信用、效率原则等民商事部门法的基本原则,应用多种手段解释存在争议的法律;在判定技术上,综合应用多种解释理由,包括文理解释、目的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正如我妻荣教授所言,判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除了仔细地研究立法的宗旨、社会对违法行为的伦理批判的程度、对一般交易产生的影响以及当事人之间的信义、公正等要素来决定外,别无他法。”

最后,需要指出,尽管一、二审法院均认定担保合同无效,但是认定路径和理由却并有不同。一审法院的路径是:《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做出程序违法而无效——振邦股份公司法定代表人无权代表——招商银行系恶意相对人——不构成表见代表——代表行为无效——担保合同无效。二审法院的路径是:《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做出程序违反公司法第十六条——担保合同无效。可见,一审法院认定合同无效的法律依据是担保法司法解释规定的无权代理制度,二审法院的法律依据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强制性规定合同无效制度。

而最高法将一审、二审法院判决担保合同无效的理由均归结为“本案第一、二审法院以案涉《股东会担保决议》的决议事项并未经过振邦股份公司股东会的同意,振邦股份公司也未就此时召开过股东大会为由,根据公司法第十六条规定,作出涉案不可撤销担保书及抵押合同无效的认定,属于适用法律错误”。尽管这一结论可取,但对一、二审法院的判决论理思路的归纳与实情不符,有失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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